期刊简介
《山西医药杂志》是山西省创刊最早的综合医学期刊，有近四十年的历史，具有载文量大、信息面广、内容丰富、印刷质量上乘的特点，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之一，在省内多次被评为优秀期刊和一级期刊。《山西医药杂志》的前身为《山西医学杂志》，创刊于1957年6月，由中华医学会山西分会主办，山西医学杂志社出版发行。该刊为综合性医学期刊，16开，64页，全国公开发行。总编邵象伊，副总编3人，常务编辑4人。1966年9月《山西医学杂志》停刊，10年间，编辑出版10卷38期。1972年，恢复《山西医学杂志》并更名为《山西医药》，以内部期刊赠送全省各级医疗卫生单位。1974年2月，《山西医药》更名为《山西医药杂志》，继续以内部刊物向全省各地发送。1976年10，《山西医药杂志》（双月刊）向全国公开发行，发行量达到1万多册。1984年《山西医药杂志》从山西卫生报刊编辑部独立，定编5人/1985年，该刊增设胶印插页，主要文章附中、英文摘要，质量明星提高。1989年《山西医药杂志》被评为山廿省优秀科技期刊，同日本东洋医学社建立互换关系，发行量每期突破2万册，居国内省级医学期刊之首。《山西医药杂志》现为双月刊，大16开，88页，期定价为3.50元，双月15日出版，国内外公开发行，国际标准刊号 ISSN 0253-9926 中国标准刊号CN14-1108/R 邮发代号22-38 编辑部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华门23号 邮编030013。本刊由中华医学会山西分会主办，山西省卫生厅主管，现任社长兼总编：董海原，主要读者对象为各级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和医学院校师生。多年年，《山西医药杂志》在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，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，侧重普及；坚持理论与实用相结合，注重实用；坚持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立足山西，面向全国，为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股务，为全国股务”的办宗旨引导下，为宣传和政府的科技方针政策，传递医学信息，开展学术交流，促进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《山西医药杂志》1992年9月被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列为综合性医药、卫生类核心期刊（第32位）；1989年被评为山西省优秀期刊；1990年获优秀期刊提名奖；1992、1993年被评为山西省一级期刊；1995-2002年连续被评为山西省一级期刊；1998年被共青力省委、山西省卫生厅授予“青年文明号”称号；1999年获山西省第二届书刊装帧艺术作品三等奖。2002年获国家级“青年文明号”。
医学研究的价值：被低估的「无用之作」
时间：2025-08-08 15:51:38
在当代医学学术领域，医学论文的实践性价值常被视为金标准，仿佛只有直接指导临床诊疗的研究才配得上“重要”二字。这种倾向催生了一种隐性偏见：基础理论研究因无法立即转化为手术刀下的操作指南，而被贴上“脱离实际”的标签。然而，当我们用显微镜观察这种认知时，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着对医学知识生态系统的简化理解——就像只赞美花朵却忽视根系的光合作用一样危险。
临床医学论文的“速效神话”陷阱
临床研究确实能通过标准化方法评估诊疗方案，其成果可能直接改写治疗指南。例如，某种抗癌药物的III期临床试验数据公布三个月后，就可能被纳入医院处方集。这种“看得见的转化”让临床论文获得更多掌声，但过度追求即时应用性可能导致研究沦为技术手册。实际上，约42%的临床研究结论在五年内会被后续证据修正或推翻，这种“速效性”反而暴露了单纯强调实践应用的脆弱性。就像用GPS导航却忽视地图绘制者的工作，临床医生依赖的研究结论，其底层逻辑往往来自数十年前的基础发现。
基础研究的“延迟满足”悖论
当人们质疑小鼠实验与人类疾病的关联时，常忽略了一个事实：90%的临床诊疗突破都植根于基础研究的土壤。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的临床应用，正是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原核生物免疫机制的基础研究之上。基础医学论文虽然不直接解决临床问题，却像提供字母表的发明——没有这些“字母”，后续的“单词”（临床应用）根本无从拼写。2018年《自然》杂志分析显示，基础医学论文的平均转化周期为17年，但其影响力持续时间可达临床研究的3倍以上。这种长尾效应提示我们，用“当下有用”作为唯一评判标准，无异于用体温计测量血压。
公共卫生研究的“隐形铠甲”效应
在新冠疫情中，流行病学模型研究曾被批评“不能立刻生产口罩”，但这些理论构建最终指导了疫苗分配策略，避免了至少20%的额外感染。公共卫生论文的价值就像防洪堤——平时无人注意，但决堤时才知道其不可替代。当社会将资源过度倾斜向“能治病的论文”时，那些“防病的论文”往往因缺乏即时戏剧性而被低估，这种价值错位可能导致整个医疗体系陷入“重治疗轻预防”的恶性循环。
实践与理论的“螺旋阶梯”关系
真正推动医学进步的，从来不是单脚跳的实践或理论，而是二者交替支撑的上升螺旋。乳腺癌靶向治疗的发展史就是典型案例：赫赛汀的临床应用（实践）源于HER2基因的发现（理论），而药物耐药性问题（实践）又催生了信号通路研究（理论）的新方向。将医学论文割裂为“实用派”和“理论派”，就像争论左腿和右腿哪个更重要——唯有协同迈进才能前行。
在评审基金申请或职称晋升时，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校准那架总是向实践倾斜的天平？当一篇论文的“有用性”不再以“能否立刻用在门诊”为判准，医学研究才可能摆脱功利主义的短视，回归其探索生命奥秘的本质使命。毕竟，连GPS的发明都源于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纯理论思考——医学创新的密码，往往藏在那些被低估的“无用之作”里。